读福泽谕吉《劝学篇》第二篇 论人与人的平等

阅读:这一篇非常重要,因为福泽谕吉对人生而平等给出了我认为是最清楚和最浅显的解释。大多数人对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并不了解,甚至也不相信,因为一眼望出去,人世间哪有平等可言?所以大多数人不认同或者在心里对它嗤之以鼻。但是人生而平等这个事是文明社会的根本。如果这句话不正确,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话,文明社会就如同是建立在沙子之上建筑,早晚会倒塌。

但人生而平等这个事是真实的,生而平等即权利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即基本权利的平等,而基本权利就是上天所赋予人的感知:你怕疼我也怕疼,你嫌累我也嫌累,你怕死我也怕死,你饿我也饿,你想得到财富我也想得到财富,你在乎名誉我也在乎名誉。不论强弱贫贱,人人都是如此。

更正式的说,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都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其名誉。是人就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或者不是人,或者是伪君子。

其实,人生而平等并不那么难懂,它就是我们熟知的黄金律:“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在儒教里,基督教里,伊斯兰教里,都是根本。

这就是精神的高贵。

理解了这个,就明白非文明政府的残暴行为就是因为不了解人生而平等。

要点:

1. 若就现实情况而论,人间确实存有很大的贫富强弱与智愚之别:有的是诸侯贵族,身居宫殿,锦衣美食;也有的是脚夫苦力,在陋巷暗室赁房居住,为当天的衣食奔走;有人施逞才智,充任官吏、巨商而左右天下,也有人毫无智慧,一生叫卖糖果度日;既有身强力壮的摔跤壮士,也有体质娇弱的卖笑娼妓。他们虽有所谓天壤之别,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与了身心的活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

2. 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

3. 但如现在有人想倚仗富强之势,对贫弱的人肆行无理,以为这也是现实情况的不同,而没有妨害他人的权利,那就好比一个力士以为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腕力拧断邻人的手腕一样。虽然邻人的腕力本来比力士的腕力弱,但是他那原来就弱的腕力并不妨害他自己的灵活使用,所以不能成为被拧断的理由,只能说被力士拧断了手腕是不幸之至。

4. 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上所述,只是实际上的强弱情况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稻米来养活众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商人的职责。政府制订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所以如果农民商人缴纳赋税,严守国法,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的职责;政府征收赋税以后,用之于正当开支,又能够保护人民,也可以说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干涉对方的道理。

5. 用种种名目来增税,征收苛捐杂税,名之为“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是能使农民商人等不怕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因此没有谁对谁感恩之说,不能对自己的职责做好的话,就是失职,做好最多得到表扬而已。

6. 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亚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灾殃。(即没有达到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文明程度。)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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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论人与人的平等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它们都能使人扩大知识见闻的领域,辨明事物的道理和懂得做人的本分。为了扩大知识见闻,或须倾听别人的言论,或须自己努力自修,或须读书,所以求学必须懂得文字。

        但如象古人那样,以为只要能够念诵文字就算作学问,那又大错特错了。文字不过是求学的工具,好比修建房屋所用的斧锯一样;斧锯虽然是建筑上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如仅知工具名称而不知如何建造房屋,那就不能称为木工。

        正因如此,仅能念诵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就不能叫做学者,所谓读论语而不知论语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够背诵我国《古事记》①而不知现时的米价,就可以说是不懂得过日子的人。又如通晓经史的奥义而不懂得经商方法,不能真正从事交易,就可以说是拙于理财之道的人。再如一个人多年尝尽辛苦,花掉几百元学费,在西学上虽有所成就,但仍不能解决个人生活,那就是不了解时势的学问。这等人只能称之为文字批发店,他的功能和会吃饭的字典一模一样,对于国家也是无用的长物,可以称之为妨害经济的食客。

        可见过日子也是学问,理财也是学问,能够洞察时务也是学问,哪里只有凭念诵日本、中国和西洋的书籍就等于有学问的道理?本书虽然定名《劝学篇》,但不只是劝人念诵文字。书中各项内容是从西洋书籍直译或意译出来的,具体地或者抽象地列举了一般人们应当体会的事项,指出了学问的主要目的。兹将我以前所写的一文作为第一篇,并又引申其意而写此第二篇,拟再接写第三第四篇。

①日本古代官修史书,由上古神话传说起到叙述推古天皇朝(公元554—628年)止,完成于公元712年。——译者

        论人与人平等我在第一篇开首就曾说过: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今再引申其意,加以阐述: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

        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譬如一家之内兄弟和睦相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伦大义。(I:清国的人不觉得这样,总是觉得别人是另一家的,另一个天地之间的,而由于自己曾经富过,现在没有别人富了,就坚决不能咽下这口气,不能于别人和平共处,一定要把别人比下去踩下去不可,心里一直充满怨恨。当然表面上有时又表现的很清高,有时又非要用某个只有自己相信的高调理想去试图把别人圈到自己的圈里,这样感觉就好些。)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若就现实情况而论,人间确实存有很大的贫富强弱与智愚之别:有的是诸侯贵族,身居宫殿,锦衣美食;也有的是脚夫苦力,在陋巷暗室赁房居住,为当天的衣食奔走;有人施逞才智,充任官吏、巨商而左右天下,也有人毫无智慧,一生叫卖糖果度日;既有身强力壮的摔跤壮士,也有体质娇弱的卖笑娼妓。他们虽有所谓天壤之别,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与了身心的活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

        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人力来妨害的。

  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

  世间有两句不好的谚语:一句说“哭闹的孩子和地头①不好对付”,又一句说“父亲和雇主都是不讲理的”。从而有的人说人的权利也可以加以限制。这只是混淆现实情况与基本权利的说法。地头和农民虽然在现实情况上不同,但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处,如果农民身上的疼痛发生在地头的身上,也会一样痛,又如把地头爱吃的东西放在农民的嘴里,农民也会爱吃,憎恶疼痛和喜欢美味是人们的情欲,在不妨害他人的限度内达到可以达到的情欲就是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地头和农民之间没有丝毫轻重之别,只是地头富而强,农民贫且弱而已。

  贫富强弱是人们的现实情况,本来就不能相同。

  但如现在有人想倚仗富强之势,对贫弱的人肆行无理,以为这也是现实情况的不同,而没有妨害他人的权利,那就好比一个力士以为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腕力拧断邻人的手腕一样。虽然邻人的腕力本来比力士的腕力弱,但是他那原来就弱的腕力并不妨害他自己的灵活使用,所以不能成为被拧断的理由,只能说被力士拧断了手腕是不幸之至

  兹将上述理论结合世事来谈一谈。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象现在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②。在这种法律之下,好象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无缘无故地要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家让坐,甚至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蛮不讲理吗?(这一段很重要,清国警察对人民的残忍,米国警察对黑人的残忍,都与不了解什么是人的平等。其实也即是“golden Rule”。)

  ①日本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吏,主要的职务是征收租税。——译者②在德川时代,如果武士认为平民和贱民对他们无礼,就可随时随地拔刀砍杀,称为“格杀勿论”。——译者

  以上所说的是武士与平民个人之间相对的不公平。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象话。幕府和三百诸侯都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小政府,任意处置农民商人,有时虽然装着慈悲的样子,其实不许人们保持应有的权利,有很多地方实在令人不忍卒睹。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上所述,只是实际上的强弱情况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稻米来养活众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商人的职责。政府制订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所以如果农民商人缴纳赋税,严守国法,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的职责;政府征收赋税以后,用之于正当开支,又能够保护人民,也可以说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干涉对方的道理。然而在幕府时代,把政府叫做主上,如果替主上办差事,就滥抖威风,一路上白坐轿子,过河不给渡钱,用挑夫不给工钱,甚至这些老爷们还向挑夫勒索酒钱,真是可恶已极。此外又为满足王公贵人的享受嗜好而大兴土木,或因官吏胡乱办事,浪费金钱,以致入不敷出,于是就用种种名目来增税,征收苛捐杂税,名之为“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是能使农民商人等不怕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因此没有谁对谁感恩之说,不能对自己的职责做好的话,就是失职,做好最多得到表扬而已。)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又如政府把处理人民的诉讼事项说成是政府的烦累,那么人民也可以说:“在生产出来的十包米中被拿走五包的租税,则是农民最大的烦累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说不尽的。反正如果彼此有同等的恩惠,就没有一方道谢,另一方不道谢的道理了。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实情况用作为非作歹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的势力来妨害贫弱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相互平等的原则,这是人类世界最要紧的事情

  用西洋的话说,就是“reciprocity”〔相互关系〕和“equality”〔平等〕。第一篇开首所说的人与人平等亦即指此。

  以上的议论虽然好象袒护农民商人,并且似乎有些夸大,但又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得出其他的论点。大凡处人之道,必须随着对象不同而改易方法。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下述紧密的约束之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须遵守法律。譬如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因此一旦制定成国法,即令对个别人民或有不便,在修订以前就不能变更,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加以遵守,这就是人民的职责。但是有些不学文盲,连“有理无理”的“理”字都不懂得,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不学,所以贪欲极深,公然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自己的职责为何物。虽然子女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的蠢才。他们如果子孙繁昌,对于国家是无益而有害的。要治理这些蠢才,决不可喻之以理,除迫不得已以力威摄镇压横行一时的大害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这就是世间所以有凶暴政府的原因。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亚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灾殃。(即没有达到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文明程度。)有人受人嗾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办法,捣毁富有之家,酗酒偷盗;他们的举动简直不象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治理这等蟊贼,就是释迦、孔子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必须施行严厉的政治。因此就可以这样说: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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