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保护者是保守主义,兼谈人文工程学

前几天,在书店看到一本书,叫做《反自由的自由》,由华东师范大学马华灵博士所写。他的文笔流畅,思路清晰,让我对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部分很快有了系统性的了解,受益匪浅,对这个八零后非常佩服。


他在书中介绍了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和利奥施特劳斯之间的论点冲突。我读着读着,有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对于他们争论的问题有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本来我以为,马博士只是在书中介绍这两位著名政治哲学家的观点,但最后一章开始他说,他将尝试在这些介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具备一套相对体系化的理论框架”。我想,他要做的是不是就是我想到的呢?读下去,很相近。但他作为政治哲学理论家,建立的是一个理论的体系。而我,作为一个运筹学和金融工程的实践者,考虑的是一个工程学方案。


他的新理论框架是什么?我的工程方案又是什么?要说明这些,我先把这本书对于柏林和斯特劳斯理论的介绍三言两语总结一下。


柏林是从苏联逃出来的犹太哲学家,对苏联的集权体制深恶痛绝,于是想在政治哲学方面探寻其究竟。他看到苏联所做的统一思想的做法,自然认为思想的一元论是极权的罪魁祸首,因此认为多元论是避免走上极权的办法。


斯特劳斯是从德国逃出的犹太人。他认为纳粹的崛起,是因为魏玛共和国多元思想对纳粹的姑息造成的。魏玛共和国期间,国会从左到右各种思想互相牵制,不能有效的做出决策,造成经济停滞不前,人民怨声载道,给纳粹上台提供了土壤,同时,多种思想的并存使人们认为它们是相对的关系,即谁也不能说谁更好,善恶好坏是主观的,特殊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在初期对纳粹的种种劣行不加限制,给予姑息。据此,斯特劳斯认为相对主义才是极权的温床。他用更多的分析鞭笞相对主义,认为柏林的多元理论就是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使人类摒弃了古典美德,从而堕落,造成极权。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哲学甚至西方自由社会制度都面临这严重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就是由于多边主义。


于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多元主义是不是相对主义,是不是极权的成因,是不是西方自由危机的根源。


首先,柏林的多元论对自由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看上去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几乎所有极权制度都是一元的,否则怎么能说它是极权专治呢?反之几乎所有的自由制度都是多元的,否则怎么会说它是自由的呢?这样说起来,柏林的多元论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争议。


但是斯特拉斯提出的挑战不是随随便便提出的。相反,你只要仔细想想,会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首先,在多元的社会里,多元的思想顾名思义都应该得到容忍。而且,这些多元思想也不应该有谁高谁低的评价。如果有的高,有的低,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而不公平的待遇,最后总会对那些评为较低的思想造成限制,让它们不自由,而这是与自由的理念相矛盾的。比如,在美国,马克思主义不那么受欢迎,但目前的状况是,一些自己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如安提法和黑人命也是命(BLM),也要得到容忍。另外自由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悖论。比如在美国,你一方面要求人们不能歧视黑人,但从保证公民思想自由字面上的意义来说,也要容忍一些人对黑人的歧视,因为这是那些人的个人自由。这些问题,很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切身体会的问题。


在国际上,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要容忍不同的制度,因为不同的制度,是由于各种历史和人民的原因决定的,因此,各种制度,不论别人看着多么不舒服,但它们是适合那些制度下的人民的,是那些人民自己选择的,他们也有权力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路。因此人们不应该对任何制度说三道四,这也是相对主义的一个结论。导致相对主义的原因很多,但最终的结论,就是每种制度,每种思想,都是特殊的,主观的,不可评价的。也就是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施特劳斯的责问在美国现阶段各种矛盾的现实下显得很有说服力。可是,如果多元主义有这么多问题的话,难道要回归一元吗?显然不能,如果只允许有一元思想,那不就已经是极权了吗?而不回归一元,解决方法又是什么呢?施特劳斯的解决办法是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用美德来作为评价的标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美德才是评价善恶好坏的唯一尺度。这很合保守主义者的意,我们知道很多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宗教人士,强调家庭,勤劳,道德,等等这些人们基本能公认的美德。但就算是公认,你也不能强迫每个人都这样生活啊!更何况,什么是美德,就算借鉴古典,也是主观的。此外,具体施行起来,谁才是具有美德的管理人呢?施特劳斯认为在古典自由制度里,哲学家,绅士,这些道德水准比较高的人应该做管理者。很显然,这不切合实际,极其难以执行,甚至是错误的。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建立在人不都具有美德,而且美德也是不可靠的认知之上的。而且,不仅要把国家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还要在法律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权以避免独裁。所以,施特劳斯的解决方案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必多说,但是他对柏林多元论的批评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柏林和斯特劳斯,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双方的激烈讨论是细致深入的,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丰富的内容。比如,什么造成了相对主义,这里有历史的,文化的,主观的,甚至也有科学的,实证的。举例来说,一个国家历史阶段不同的原因让你无法说三道四,文化不同让你不能说三道四,主观原因各说各的理让你不能说三道四,科学不具备价值判断力所以你也不能说三道四,等等等等,反正,这两派哲学家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支持或者反对相对主义,或者狡辩自己不是相对主义。这让我觉得在社会科学里,学者出名有的时候就要靠有个好的对手,你批我,我批你,在学术的海洋上掀起风浪,于是双方都水涨船高。


这不过是个玩笑,他们的辩论当然是有好处的,即真理越辩越明。按照马博士的阐述,我最后接受了柏林多元论。这并不奇怪,因为本文刚开始我就说过,自由对多元,极权对一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柏林是怎样得以抵抗了施特劳斯的责问呢?我认为我接受了柏林,是在马博士谈到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概念的时候。正面价值,指的是那些正面的东西,举例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项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负面的,举例来说就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反的那些东西。多元论虽然很难比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十二项内容哪个更重要,但是多元论相信他们都是正面的,一定比其反面要好。这是可以评价的。因此,多元论并不是完全的相对主义,不是什么都无法评价。这是因为,有些东西,只要是人就都能接受,他们具有人类世界的普适价值。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因为福泽谕吉说的也可以归纳成这些,而美国宪法里讲的,也是这些。


介绍完了柏林和斯特劳斯的理论和争论,现在可以看看马博士的理论框架和我的工程方案了。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马博士提出了他的理论框架。即复合多元主义理论。复合,指的是跟多元主义的基本思想相契合的自由主义,他认为柏林的多元主义是简单的多元主义。这样用一句话来说当然不能说明他的整个理论,不过要说清楚需要的内容很多,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多赘述,我想最重要的,与我的工程方案最相关的就是复合多元主义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两大原则:1)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2)最大程度的多元主义。


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意味着:人类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构成了人类共同生活的底线。这些基本价值,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的十二项内容。更具体的说有两类,一类是最低限度的权利清单,包括最低限度的生命权,财产权,生育权,隐私权,劳动权,和最低限度的自由(言论,宗教,结社,迁徙),等等。第二类是最低限度的福利清单,包括最低限度的温饱,安全,健康,住房,医疗,教育等等。


最大程度的多元主义意味着:人类的共同生活和美好生活应该容纳最大程度多元价值,前提是不能侵犯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


现在开始说明我的工程方案。


在说明这个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科学”和“工程”的区别。柏林曾经说,现代政治哲学是个“Humanity sciences ”,那我这里要提出的,是“Humanity engineering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工程应该更具有执行性。政治哲学理论家会说,你这太不自量力了,要执行也是我们来指点江山啊。但是,正如科学家不是工程师一样,有些事得工程师来做,因为他们的一个区别就是着眼点不同。理论有理论的考虑,工程有工程的考虑,工程师这个着眼点就是什么是最直接最有用的东西。我从下面几个角度说明:


第一,柏林和斯特劳斯关于相对主义的讨论,起到了帮助我们了解事情真相的作用,但在执行的角度看,这些细节作用不大。不论历史,文化,地位,主观等等这些因素怎么样来作用,归根结底就是一点:人是不一样的,各个国家的人不一样,一个国家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判断是不同的,他们对很多东西都不一定能得到共识,得到共识非常困难。如果有人说有任何共识,我们都要持怀疑态度,但是对真正达到的共识,我们要非常珍惜。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有些善恶,我们人类基本可以说是有共识的,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的十二点内容。


第二,工程上要做好一件事的条件是目标要简单明了,范围要界定清楚。而理论则是越广泛越有价值。我们这里关心的政治哲学的目的从工程角度上是避免美国成为苏联或纳粹,不是别的。比如,让苏联变成美国这种事是不必考虑的,那不是政治哲学工程学的内容,至少不是我们关心的内容。那个工程问题,需要不同的步骤,即使理论很相近。


第三:既然这里政治哲学的目的从工程角度上是避免美国成为苏联或纳粹,那么,就要选取一个合适的目标函数。马博士复合多元主义的两大原则在政治哲学理论这门科学里非常正确,但在政治哲学工程学这里作为目标函数就不妥,至少不太有效。首先,在美国,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早就做到了,如美国宪法里规定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的十二点内容,大部分在美国已经实行了几百年。既然已经实行了,那么拿这个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做目标函数就没有了意义,于是目标函数就只剩下最大程度的多元主义了。可是这一条也不妥。首先在工程学的角度它不具备做目标函数的条件,因为它受制于不能侵犯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的目标。怎么才能保证这个呢?其次,这个目标函数与我们的总目标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的总目标是避免美国成为苏联或纳粹。最大程度的多元主义不能保证这个目标。第三,这个目标其实不做自己就会实现,因为人总要追求最大程度的多元主义的,这是追求自由的动力造成的,因此没有必要在这里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去人为的推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必要,不是什么场合都不需要,比如某些团体追求消灭种族歧视,追求性取向平等,那么他们就会要求他们的多元化最大化。


第四,如果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和最大程度的多元主义都不能作为目标函数,那么什么应该是目标函数呢?我们还是要回头看看我们的总体目的,那就是“避免美国成为苏联或纳粹”。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目标函数就应该是要避免,反对,铲除那些可能侵蚀美国自由的东西,也就是违背马博士理论的最低限度普遍主义的东西。我们可以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说,斯特劳斯的目标函数是使得美德的最大化,那这里的目标函数是使得罪恶的最小化。美德这种东西很难确定评估,但恶这种东西人见人恨,比美德要清楚一些。当然有些人不认同这一点。那我们还有一个工程办法:即使恶并不都是那么容易分清楚,但恶越大,越容易看清楚。而从工程的角度看,抓住最大的恶来关注就可以了,只要这个最大的恶被抑制,其它不太显著的恶一般就自然会受到阻碍。比如在美国,只要能保障言论自由,其它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也会相应的得到保证。所以最大的恶,就是不能说话。把这个目标关注了,可能就可以了。当然这是简单的说明而已,还有很多比较清晰的目标要抓住。


第五,把目标函数设为避免最大的恶比设为弘扬最大的善要好。因为弘扬最大的善,有可能在得到最大的善的同时,也得到最大的恶。这一点,也就是马博士的书名所昭示的,《反自由的自由》。反之,只要恶不至于太差,比如不出现苏联或者纳粹,那我们并不太关心最大的善是否出现。因此我们关注的不应该是美德,而是罪恶。这个思路其实就是保守主义的思路。而进步主义(progressive )的思路正相反,他们不管什么会“go wrong,extremely wrong”, 而只要“最大程度的善”,却可能得到极恶的出现。


第六,人类追求自由的一些行为,服从工程里面称为“正反馈”而不是“负反馈”的机制。工程里,一般需要“负反馈”机制来保持平衡:输出如果和一个标准比太多了,信号反馈回来,输入就得减少一点,然后看输出的变化再调整输入,直到输出与标准匹配,达到平衡。反之,如果反馈信号造成输出越多,输入越多,那么就会发生输出越来越大,直到系统承受不了崩溃为止。比如在股票市场里,有些人哄抬股价,其他人不知原因,觉得这个股票好,也去买,这个股票就升的更高,直到实在高的离谱,坚持不下去了,泡沫吹的太薄,股市崩盘了。在政治制度的变化中,也有这种情形:自由和极权是一个生命周期的两极,自由状态是容忍态,容忍一切思想,因此也是不是一个自然稳定的状态,各种思想不断撞击它,想把它撞击到自由态之外。有时,甚至是打着改善自由的旗帜,但其中的一些力量,目的就是离开这个自由,直到到达极权的状态。这个过程,一般是“正反馈”。离想往的多元理想状态越远,拉离的力量就越大。而这个向往的多元理想,是人们思想中的不断移动的目标。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靶子,也不是能让人看的清糊的靶子,它是迷人的海妖,天空中的幽灵。直到有一天,自由离人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可控,迅速滑向极权状态。相反,极权状态却是一个稳定态,一旦进入,几乎难以离开,除非外力拔除,或者自身产出极大的力量挣脱。比如,纳粹德国,在一开始议会里不过只有几个百分点,但凭着希特勒的嘴皮和党卫军的恐吓,在选举中一次次增加比例,最后投票要求解散议会,独尊纳粹,这时候,其他政党已经无法阻挡纳粹的崛起。因此,处于自由态的人们,只能是在一开始,就把纳粹扼死在摇篮之中,消灭在萌芽状态。极权状态之所以稳定,完全依照“负反馈”的机制,即任何偏离该状态的信号,马上反馈回来,从而使得产生这些偏离的元素,能马上得以消灭。在极值理论里,极权状态是个稳定的谷底,至少也是一马平川,而自由社会,是在高山上的一块平地,人们可以欢呼跳跃,但极可能跳出这块平地,葬身谷底。自由制度虽然美好,但极其脆弱,保护极其艰难,如果考虑自由制度的进程,那么这条路就是山顶的羊肠小路,我这个说法,与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Robinson 在他们《The Narrow Corridor》里所描述的类似,他们说是一条狭窄的山间走廊,我想,那个走廊还是太稳定了,因该是山脊的羊肠小道。


上面六点,应该说清楚了政治哲学工程和理论的区别。工程学的出现,一般是在理论之后。人们可能会说,在科学理论出现之前,人类也做过很多土木工程活动啊,但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系统的考虑,那些活动不能称为工程。


因此上述从工程角度看政治哲学,是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是"humanity engineeing "。我们经常听说"社会工程"这个词,但这个对应的似乎是一个组织活动,campaign。这里的着重点,是对应于“humanity sciences ”的“humanity engineering”。它是一们有着系统方法论的工程学。可以称之为“人文工程学”,更细致分为“政治哲学工程学”。


上述的政治哲学工程方法,只是考虑问题的一个方法而已。也并不是要让政府依此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在人文学里,很难找到一个最优的答案,一方面最优的答案并不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是动态的,最优解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但是工程学看问题有很强的引导能力,会让人们分清哪些问题是主要的,可操纵的。这里的操纵,主要是为了促进某种舆论的形成,这与政治哲学作为科学理论,并无不同。


从结论来说,工程学的考虑是更积极的,我用马博士的那本书来对这一点给予说明。他的那本书,书名叫做《反自由的自由》,意思是说二十世纪的自由,在本质上是要消灭自由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实践逻辑是:为了达到人类集体的自由,个体的自由被彻底埋葬。而在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的襁褓养育了纳粹主义的怪胎,他们的特征是,始于自由,终于奴役。


但这里我的工程学观点,虽然与马博士并无本质不同,但是更积极,也就是更直接地考虑如何能够使已经获得的自由不要丢失,走向奴役。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保持,就是避免对自由的侵蚀,使得那些可能侵蚀自由的恶最小化,而这恰恰是保守主义,因此自由主义最好的朋友,守护者是保守主义。





(更多的分析,从人文工程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必要的结论,比如,全球化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也是基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的,但是并不是面面俱到完全合理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实现经济利益的一环,因此让某些劳工阶层闲置,即使让他们有最低收入,也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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