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一个有效启蒙运动者

十年前，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在TED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为什么要提倡有效利他主义以及如何实施“。TED大会召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对技术、社会和人的思考和前瞻，可以说是影响社会思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

辛格先给人们看了一个录像，内容是中国某地的一个傍晚，不知为什么一个几岁大的小孩徘徊在街头，一辆卡车从对面开过来。按说这是一条小街，不是高速公路，卡车开得不快，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停下来，但它没有。小孩被碾过。卡车稍微停了一下就开走了。后来人们知道小孩叫“悦悦”。

之后在监控录像摄下的镜头里，我们看到走过的行人大摇大摆地绕过被撞的悦悦，好像她就是一堆垃圾，直到很长时间之后一位街道清扫员把孩子送去医院。但为时已晚，悦悦不幸死去。

辛格停下来问听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到这种情形，会对自己说，不，我不能绕开，我要救助，如果是这样，请举手。”几乎所有的听众都举起了手。

辛格继续说，我相信你们，但是，在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有些自得的时候，你们是否想过，现在的世界上，每天都有两万个孩子，因为吃不饱而死去。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他们还没有被饿死的时候，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接下去，辛格提出了“有效利他主义”的必要性。富裕的人们应该稍稍减少他们的奢侈品消费以便去帮助这些孩子。不仅如此，人们还应该寻找最有效的办法来做慈善。这就是有效利他主义。通俗地说，就是在以慈悲为怀的道德理念上加一点计算，把每一块钱都花在刀刃上，让那些最需要这一块钱的孩子能得到帮助。

辛格在做这个讲演的时候，有效利他主义还处在方兴未艾的时候，但很快，有效利他主义就在美国的硅谷、华尔街和著名大学的校园里越演越烈。2022到2023两年中，美国的高科技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方面发生了不少大事，其中很多与这个运动有联系。比如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倒闭以及它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的被捕和定罪，以及引领人工智能革命的高科技公司OpenAI的董事会与CEO 在公司管理上戏剧性的争斗。

在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这个事件里，我们知道，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快毕业的时候，曾想去做慈善工作，正好碰上有效利他主义的开创者之一、牛津大学的年轻副教授威廉麦克阿斯基尔，后者告诉他，凭他的能力，他可以去华尔街挣更多的钱捐给慈善机构，这比他亲自去做慈善更有效。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记住了这个道理，在华尔街工作期间得到同样怀有有效利他主义信念的投资者投资，与同样怀有有效利他主义信念的朋友们一起创建了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在之后的几年里，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给有效利他主义运动捐了上亿美元。在OpenAI这件事上，怀有有效利他主义信念的的董事会成员在2023年11月17日把CEO山姆奥特曼罢免，认为他的工作偏离了公司建立时与有效利他主义更接近的初衷，四天之后董事会被迫辞职，奥特曼回归。有效利他主义对很多其他硅谷和金融业中名字响亮的人物也有影响，例如，全球首富马斯克在推特说：麦克阿斯基尔的理念与他的基本一致。

但是，那个被车碾伤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的小孩“悦悦”只是作为有效利他主义讲演的开场白例子出现。因为悦悦不是被饿死的，也不是生活在一个贫困线以下的社会里，有效利他主义的捐助不会到她的身上，救助她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些精英“计算的”“有效前沿面”上。也就是说，她不仅被那条街上的人绕开，而且也被辛格和有效利他主义的精英和亿万富翁们绕开。辛格一次又一次用悦悦的视频例子来激起人们的同情心，然后要求人们听从道德的呼唤，去捐款给远方饥饿的儿童。这个又与悦悦没什么关系。这是多么的残酷？

悦悦的死，是因为一种对人命的漠然，一种只在乎个人自己生存的自私。这不是只出现在几个人身上，而是弥漫在悦悦生活的整个社会之中。因为这种漠然和自私，类似的事情不仅经常出现在别人的“悦悦”身上，也不时出现在自己的”悦悦“身上。最近，那里又有报道，有些孩子被同学甚至老师欺凌，其他人袖手旁观，有一些还从楼上摔下来，却被学校说成是自杀。这种情况没有改变，那些欺负人的人，甚至被欺负的人，就如鲁迅笔下的华老栓一样，他们对人无辜的死亡依旧漠然，对能吃到人血馒头治咳嗽却很在意。

解救“悦悦”这样的孩子，需要的是启蒙。启蒙，按字面的意思就是把一双被蒙住的双眼打开，让它能得到阳光的普照，能看到五颜六色，从而变得更灵动，丰富的内容进入内心，有更多的同情心，从而能做正确的事。

伦理学教授辛格对大家挑战说，了解到人世间的贫穷和饥饿，你袖手旁观就是一种漠然，道德上说不过去。

而我认为，贫穷和饥饿固然要消除，但贫穷的背后是不是有没被启蒙的原因？如果根本问题不解决，慈善就犹如往漏水的桶里面放水，那是永远不可能盛满的。

其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就是说，有效利他主义本身就不是有效的。不论计算得多么精确，也是无济于事的。

相反，如果要计算，应该用于启蒙。启蒙本身就比利他更有效。有效启蒙就会远远比利他更有效。

“有效”这两个字，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功利主义，或叫效益主义。指的是做事要“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1748年出生的英国人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是它的发明者。因为这里强调了“最大”，使得本来是一种道德理论的东西具有了数学上的吸引力。说它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因为很受人尊敬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1694年出生的弗朗西斯·哈奇森和1711出生的大卫·休谟都有这种想法。哈奇森指出在选择最为道德的行动过程中，美德与特定行为所能造福的人的数量成正比。休谟则说，在所有的道德判定中，人类的总体效益应当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效用主义被人批评，也是因为它强调“有效”。反对者批评它对幸福或者福祉量化、比较以及测量。而有些问题可能根本没有答案，更无法亮度，比如，“苦行僧的生活是否比开心的放荡者更好或者更坏“，但是效用主义却强制我们去比较它们。马克思批判过，教皇也批评过，认为效用主义把人物质化。但是，我觉得，让人去思考每一件事的利弊，把每一块钱都花在刀刃上也没什么不好。实在不能量化就不量化呗。也正是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才看到，有效启蒙比有效利他要有效得多。

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让我们做一个有效启蒙主义者吧。不要对错误的、虚假的、恶毒的、丑陋的事情熟视无睹，也不要那样做，那样的社会一定会反过来伤害你，不知什么时候，吞噬你和你的孩子。事实上，你每天小心翼翼，就是为这个付出代价。

做正确的、真的、善的、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