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家工作，好多天连同事都见不到。正感到有些无聊时，甲发来信息说周末爬山，我欣然答应。甲乙丙丁，四个人于是出行。

我们的路线比较简单，因为几乎是平路。先是坐的士去黄泥涌水塘公园，相当于坐车到了高处，然后沿着紫罗兰山径，经过浅水湾坳，再到赤柱。

香港的天气今年非常好，一直没那么热，也不太下雨。今天的天气尤其美。北京遥远的北方，据说今天竟然是38度，不禁暗自庆幸。

今天的天气是怎样的好呢？是这样：

一只鹰在头上盘旋，可能觉得我们几个人实在没什么危险。或者知道我是量子禅者，与大自然和它惺惺相惜，特来拜访。如果它是大鹏鸟，能把我叼到天空中去转一转，会是多么美妙！

然后我们就到了浅水湾的半山腰。多年前路过香港时，我的好友住在这里，当时觉得好阔气好美啊。多年之后，我也来到香港，而且转眼之间已经三年多。想起那时他在这里，而之后，又在大陆做了不少生意，如今回到美国，顿感人生不定。他带我在中环吃的蛇粥，我倒是再也没有去过。 偶尔路过那里，闻到蛇的味道，很腥，并没有食欲。每天生活工作都在中环附近，但是想起来，香港最美的地方还是南香港岛。因为向阳，因为没有办公大楼，只有大海沙滩，想起来那里就很阳光。如果可能，住在这里是最好的了。可惜，我也不喜欢坐在巴士上绕来绕去，否则我定会经常来这里。谢天谢地有了南岛线地铁，但还是不能到浅水湾和赤柱这边。

往浅水湾下面看去，同伴里有人就开始说起哪座楼有哪个名人，然后指着一座楼说，那就是浅水湾酒店，张爱玲写过的呢。我听了赶紧凑过去，倒也没看见。同伴说，正面过去，可以看到，很老式的样子。

我竟然还没有去过。

我有些感慨：

从前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住过纽约，伦敦，上海，那么命运一定会把我带到香港。后来因缘际遇，我并没有刻意到香港来，还是来了。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来，如何能重踏很多先人的足迹呢？如何能体会到那些人的心情呢。香港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虽为弹丸之地，但对中国，对很多人来说意义重大。就只说文化，如果我没看过港大，如何能全然体会张爱玲？没到过中大，如何能读见钱穆？将来，命运还会把我带到哪里去？似乎也没有什么地方让我非去不可了。

说回到张爱玲，她离开上海，是因为日本全面占领上海。等她在香港的时候，日本人又打到香港。她在这两座城中写下不少名篇，比如《色戒》、《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在《色戒》里，人们也是在两地奔波。上海香港，香港上海，这两座城市，不知为什么，好像孪生姐妹，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互相纠缠。即使今天，银行业的人们，也常常一会说起中环，一会说起陆家嘴。

我们走着走着，到了赤柱，在这一起吃了饭。

我想起我以前自己去赤柱的时候，总是去那里的一个墓地。墓地与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看着墓碑上的名字，总是能找到故事。那也是战争时的事情。

我找到的一个故事，可能是香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吧，为什么没人把它搬上屏幕呢？可惜我没空去拍，那就在这里先剧透一下吧。

祁礼宾爵士，（Sir Vandeleur Molyneux Grayburn，1881年7月28日－1943年8月21日），英国及香港银行家，1930年至1943年间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司理，1941年7月获港府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

在1900年加入汇丰的祁礼宾曾先后在汇丰多个远东分行任职，至1930年起出任总司理，任内参与检讨香港币制和税制，以及在1931年至1935年间负责统筹重建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的工程。在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虽然汇丰总行早已安然迁到伦敦，但身在香港的祁礼宾落在日军手上，并且被强迫清算汇丰在远东余下的资产。

香港沦陷后，包括汇丰主席百德新（J. J. Paterson）、祁礼宾与他的候任接班人艾文逊（D. C. Edmondston）在内的英国人，一概落入日军手中。但祁礼宾与他的夫人和其他银行要员，却没有跟随其他英人被遣送入赤柱拘留营，而是获安排入住德辅道中的新华酒店，以协助接管汇丰银行的横滨正金银行，清算汇丰在远东遗下的资产。因此，祁礼宾在香港沦陷后，仍可在市区作有限的活动。

与此同时，日军征用了香港汇丰总行大厦为日治政府总部，并从汇丰库房夺取大批没有加签的未发行纸币。在没有任何保证金的情况下，日方威迫祁礼宾等在所有纸币上签名，用以向中国大陆和邻近地区大手购入物资。在“迫签纸币”事件中，虽然伦敦方面曾委托国民政府透过电台公开宣布不承认这批纸币的效力，并向大众公开这批纸币的序号，而祁礼宾亦在这批纸币加上暗号识别，但纸币仍然在香港与邻近地区广泛流通。在香港沦陷期间，由日治政府操控下发出的汇丰纸币，总额更达1.198亿港元。香港重光后，祁礼宾在日治时期签署的纸币一度不获汇丰承认，但后来为保声誉和挽回港元信用，汇丰于1946年4月2日与英国临时军政府达成协议，宣布全力支持这批纸币的效力。文治政府在1946年5月重新成立后，这一点于同年8月16日由立法局通过的《银行纸币与负债证明书条例》（Bank Notes and 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Ordinance）得到再次确认，使祁礼宾的“迫签纸币”不至于像日本军票般，在战后变成废纸。

一九四三年，有个英国战俘被临时放出去就医。祁礼宾给他一笔钱回去给英国士兵改善生活，结果那个战俘因身揣现金被日军作为违犯治安条例抓获并被毒打，祁礼宾得悉此事就去自首承担责任。他于是被日方指控从事谍报，偷运金钱入赤柱拘留营，而于同年6月被判入赤柱监狱劳役三个月。祁礼宾在狱中受尽折磨，而且被关进笼子内，同年8月21日因营养不良病死于赤柱监狱内，不过亦有传言指祁礼宾是被日军虐待致死。讽刺的是，战争刚开打的时候，有人问他的看法，他说是亚洲人之间的战争，有些不屑。

显然，祁礼宾是很不幸的，但或许这就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