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零年前后，苏格兰出现了一个文化鼎盛，人才辈出的时期，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中心，一个是西部的格拉斯考，一个是东部的爱丁堡。格拉斯考是个工业城，以烟草业为主。从美国弗吉尼亚到格拉斯考的船只，装满了烟草，加工之后再销往欧洲大陆。所以格拉斯考大学的著名人物多在应用技术领域，如发明瓦特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和发现了二氧化碳的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亚当斯密当时也是在格拉斯考大学。
爱丁堡则偏向于艺术，文学和哲学这类形而上更抽象更思辨的领域。最为独特的是它的气氛：学者和思想家们经常汇聚一堂，高谈阔论，这其中不仅包括诸如本杰明·弗兰克林这样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有来自格拉斯考的亚当斯密等。那个时代，这样的盛况只有伦敦和巴黎才有。所不同的是，伦敦和巴黎的沙龙是由贵族引领的，讲究等级制度，爱丁堡则没有这样的要求，高质量的思想是唯一的通行证，酒肉是辩论的佐菜。
亚当·斯密，一七二三年出生在爱丁堡附近的克考迪(Kirkcaldy)。因为他父亲是个海关检查官， 斯密得以观察到人们各种各样的走私方式。 这让他意识到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总会想尽一切办法。 五十年以后，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每个人要改变它自身条件的那种愿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这种愿望本身就可以让社会走向繁荣和财富的丰富。可是人类总是要加入各种各样的阻碍，使得人们这种愿望不能得以自由的实现。
斯密的老师是弗兰西斯·哈钦森（Francis Hutcheson），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鼻祖。哈钦森认为人与生俱来有一种道德感，因此会在很多时候体现出利他的倾向。哈钦森的观点也许不是那么新颖，可是他对人的研究代表了和过去不同的一种研究方法。哈钦森从人类社会逐步进步的现象问：为什么人类平均上来说是好的而不是坏的？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以谋杀和抢劫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而是选择了每天上班这种比较有建设性的生活方式？
斯密的个人主义看起来和老师的观念相抵触。 不过斯密的理论还不这样简单。他的朋友哲学家休谟却可能要完全推翻哈钦森的观点。但最后，斯密是以他自己的理论解救了老师。要想了解斯密，我们先看看休谟的观点。
休谟是个天才。他大部头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rure) 出版于一七三七年，当时他还仅仅是二十六岁。在那之后的四十年间，他虽然写了很多其他的书籍，名气越来越旺，可是基本观点在《人性论》里都已经有了。休谟的哲学把过去人们那些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假设一扫而光。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看到休谟的哲学之后说他的感觉如同大梦初醒。
在休谟之前的两千年里，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人的理性是个人行为的指南。宗教虽然看上去很感性，但其实也是告诉人们要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感性，控制欲望，控制心里的恶，相信上帝的存在。休谟说实际上正好相反：”理性(Reason)是，而且应当是，激情(Passion)的奴隶！“
不是么？不论我们多么理性，该恋爱的时候还是要恋爱， 该喝酒的时候还是要喝酒，该革命的时候还是要革命，...。
在我们仔细体会休谟的理论之前，先看看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他在说，观察人是怎样在生活中作决定的吧！他们是理性在先还是激情在先。和哈钦森的方法一样，他也是以观察为出发点。 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点。在那个时候，苏格兰的大学里把数学和科学都放在正式课程里教，哲学等现在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统统从观察入手。
休谟的观点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由我们的激情决定的，这包括爱，恨，气愤，贪婪，恐惧，嫉妒，等等。人类不可能用理性的计算去指挥自己的行动。看起来的理性行为只不过是达到我们个人感情目的的手段而已。而且这些手段也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习惯。当我们在一个社会当中生存的时候，我们逐渐知道了要怎样做才能达到情感的目的，怎样做才能不会撞到墙上。习惯成自然。我们是以理性为工具，为我们的激情服务。
因此，自利是人的本性。指引我们一切行动的是我们要达到个人目的的激情。什么对他人的义务，内在的道德感，都不过是经验形成的习惯。这是人类的基本共性，是任何道德系统，任何政府形式要考虑到的出发点。
人的自利本性是如此之强烈，如果放任下去，他们可能会选择破坏性的方式达到自身的目的。 可是人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形成了社会，有了能够让人们实现这种自利目的的渠道。 按照博弈学的观点，最后理想的状态就是你不碰我，我不碰你。所有的法律就应当为了这一点，法律太多就是社会影响了我的自利，法律太少的话我的强邻也会影响我的自利。
可多少法律是多，多少是少，没有定量，它应该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所有的王朝更迭都因为权力斗争。一代一代王权被推翻都是王权泛滥的缘故。后来的美国立国之父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为美国设计了一套宪政体制，让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两党轮流执政，互相监督，权力得到制约。对这套政体影响最大的是麦迪逊，让美国成为两百年和平政权更替。
作为朋友，斯密对休谟的理论一定非常了解，但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不能肯定个人的道德一定是社会强加的，他觉得老师哈钦森关于人有内在的道德感的观点也不能否定。到底怎样解释这个现象呢？
在往返于从格拉斯考和爱丁堡之间的旅途上，在和其他思想家的讨论中，在给学生们的讲课里， 斯密渐渐找到了答案。他如同一百年后的物理学家一样， 提出了一个模型，论证说，人人都是二面体：一面像休谟说的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另一面对这个行为作道德评论。后面的那一面是和社会站在一起的。我长得好不好看，我做的可耻不可耻，都以社会评价作标准。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他就不会对自己的长相或行为作任何评论了。后面的那个面就叫做良心(Conscience)。
到此，斯密让老师哈钦森的理论获得了新生，也没有抵触好朋友休谟的理论。理性和激情在他这里获得了统一。
斯密最著名的著作，当然是一七七六年的《国富论》。在那之前，他在一七五九年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也很重要。
休谟与斯密，虽然他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都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精髓，即孜孜不倦地观察人性，分析人性，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思考，进而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对后世的巨大思想贡献不仅是理论的，也是方法论的。
二零零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