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1. 文明的进化不是针对个人，是群体的概念，是整个国民，是使得整个国家能够呈现不同景象那样数量和质量的一批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
2. 文明的进化不是针对某些人，如仅仅是知识分子，但一定包括知识分子。
3. 文明的进化也不能遗落一批人，比如农民，一国的农民如无文明，这个国的其他人也不可能生活在文明之中。
4. 文明的进化却急需一批人的努力，如福泽谕吉，及明治维新的仁人志士
5. 文明的进化一定要消灭那些顽固不化的庸人，也要消灭那些似是而非的圣人，如曾国藩。后者同样是文明进化的绊脚石拦路虎。
6. 文明的进化可能最好是出现在某一个时段，比如日本正好在明治维新时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带领，如摩西带领犹太人。如福泽谕吉所说：“这种体验一过了这一世代，就不可复得，因此必须认为今天的这个时代是特别宝贵的大好机会”。有些国家当年正好没有进化到新式文明。过了多年，已经掌握了现今制度，但自认已经进化到新式文明了，即使读了再多福泽谕吉或者西方思想，也心如粗铁，无动于衷。但我相信还有机会。
6. 文明的进化要有民族精神，也要有坚定的信心。比如，福泽谕吉就写到“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1. 标准如果不清楚，或欲言又止，争论就不知为何，毫无意义。
2. “例如，一听到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平等的新学说，守旧者就立刻认为这是共和政治论，从而提出：如果在我们日本主张共和政治论，那么，我们的国体怎么办，甚至还要说这将招来不测的大祸，而为之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国家将陷于无君无政的大乱中。大喊着没有此君此政，就没有新日本。这种人从讨论的一开始，就假设遥远的未来肯定大乱，既不研究权利平等为何物，又不探求其目的之所在，只是一味反对而已。”
3.“乍看起来，高深的议论似乎对社会有害无益，其实不然，如果没有高深的议论，就不可能引导后进者达到高深的境地。”
4.“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庸碌碌，随声附和以终其一生的。这种人就叫做普通人。所谓舆论就是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人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既不能回顾过去而有所反对，也不能对未来抱有远见，好像永远停滞不前似的。可是，如今竟有人因为这种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说是众口难拗，于是便根据他们的见解，把社会上的议论划成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一定要把它压入这条线内，使社会上的议论变成清一色，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假如真的这样，那些智者对国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将要依靠谁来预见未来为文明开辟道路呢？“
5.“必须博闻古今的学说，广泛了解世界大事，平心静气地认清真理，排除万难，突破舆论的束缚，站在超然的地位回顾过去，放大眼光展望将来。我当然不想确定议论的标准，阐明达到这个标准的方法，使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愿意向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问题只在进退二字。”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这一章很长，但说出了几个要点真谛，非常的好。第一， 是有关中日的不同，第二是有关文明的内外区分。
1. 所谓文明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很难察知其所在。
2. 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物质，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
3. 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不过，有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
4. 假使这样能够开始改变人心的端绪，则政令法律的改革自然可以畅行无阻了。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质，必将随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移，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5. 试看今天世界各国，不仅在野蛮的国家，即使在半开化的国家，凡是智德兼备的人，都是通过种种关系而服务于政府，并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于治人的工作。即或偶尔有不从属于政府而为自身工作的，也不过是研究古典，或陶醉于诗歌等文艺之中，可以说并未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后来，社会上的事情逐渐复杂起来，身心的需要也逐渐增加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发明和研究，工商业日益繁荣，学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因此不能再满足于往日的简单状况。
6. 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予，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
7. 假如只有一个学说，无论这个学说的性质怎样纯粹善良，也决不能由此产生自由的风气；自由的风气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才能存生。
8. 日本，由于历史缘故，有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只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虽然尊崇神政，看似迷信，但迷信反倒会消除。
9. 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
10.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
11. 从外表上看，清和明好像是合而为一，实际上华夏已被北方的满族所侵占，南方的汉族已经丧失了国体。
12. 以武力得天下这句话，也成为当权者的禁语，是他们所最忌讳的。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
13. 英国的政统在一百六七十年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变革，但却没有用过武力，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过来，从前的人们就认为从前的政治是正统，以后的人们就认为以后的政治是正统了。
14. 国体不巩固，血统就不会有光彩。比如说全身如果没有生机，眼睛必然失去光辉。知道眼睛可贵，就必须注意全身的健康，只用眼药，是不可能保持眼睛的光明的。由此看来，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
15. 这样积习日深，终于以虚威建立政府的体制，然后又把这个体制加以种种修饰，修饰愈多，愈能迷惑人的耳目，反而忽略了实际的功用，只看到修饰的外形，就认为是金玉而加以眷恋和爱护，而对其他的利害得失却置之不顾。同时还要把君主和人民当作不同类而强行加以区别，制定出一套官阶、服饰、文字、语言等尊卑的体制，周唐的礼仪就是这些东西。
16. 在如今的文明世界里，纵然衣冠华丽，衙署巍巍，又怎能眩耀人的目光呢？唯有招识者的哂笑而已。即使对文明毫无认识，只要见闻过文明事物的人，他们的见识自然会有所提高，所以，决不可用荒诞的事物来加以强制。
17. 谁都知道英雄不能求之于云间，这决不是由于古今事物的道理不同，而是由于古今人类智慧的程度不同。人民的品质逐步提高，全国的智力增长，政治上取得了实际的权威，这对国家来说，岂不是值得庆幸的吗？然而，如今竟弃实而就虚，一味粉饰外形，反而增加人们的愚昧，那真是执迷不悟到了极点。
18. 如果因为这是祖先传留下来的建筑形式，而只重视房屋的外表形状，那么用纸糊制房屋也未尝不可。所以，君国并立的国体，如果有不适合于文明的地方，其原因必定是由于习惯日久而产生虚饰迷惑所造成的。如果能去其虚饰迷惑而存其实际效用，逐渐改革政治的面貌，则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才不致互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譬如，现在的俄国，如果今天改革政治，明天就效仿英国的自由风尚，这不仅实际上行不通，而且立刻会招致国家的大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俄英两国文明进步的程度不同，人民的智愚互异，现在的俄国，实行现在的政治，正适合于它的文明程度。但是，如果让俄国永久墨守旧制，不顾文明的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详察文明的进展，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
第三章 论文明的涵义
这一章也是学到不少，尤其两点。第一：有些东西是天生的，如父子关系，有些不是，如君臣，如政党。第二是对美国的分析，道出美国只追逐金钱的问题，也说明亚洲有智慧的人能够看到美国人的“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美国虽不是十全十美，但最主要的部分，即文明还是要比很多国家强。更可能的，其它国家的新移民，稀释了美国的传统文明。
1. 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2. 文明之为物，不仅既大且重，并且既宏且宽。文明既然至宏至宽，岂能没有容纳国君之地？既可容纳国君，又可保留贵族，何必拘泥这些名称而发生怀疑呢？
3. 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并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观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
4. 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上虽然存在某些道理，但这是因为世上偶然有了君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不能根据这个道理，说君臣的关系是人的本性。既知其为偶然，就不能不衡量这个准则的利弊。对于某种事物如果容许考虑它的利弊，便说明它是可以修正改革的。凡可以修正改革的事物就不是天然的规律，所以，尽管子不能为父，妇不能为夫，父子夫妇的关系难以更改，但是君可以变为臣。
5. 英国学者穆勒氏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有人说人类的目的唯有进取，为了争夺利益，不惜互相排挤践踏追逐抢先，这种现象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最为有利。虽然还有人以为追求利益是人类最高的法则，但依我个人的见解，却不敢赞同。在现代世界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些白种人的男儿联合起来摆脱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羁绊，开辟了新世界，那里人烟并非不稠密，财富并非不丰裕，耕地之辽阔绰绰有余，民主自由的权利也已普遍施行，人民简直不知什么是贫穷。虽然有了这样完美的条件，可是从这个国家一般风俗上所表现的实况来看，不禁令人惊讶。全国的男子毕生奔走追逐金元，而全国妇女毕生只顾不断地生育这般追逐金元的男子，这难道是人类生活的崇高理想吗？我是不能相信的。”
6. 人类的目的唯有一个，就是要达到文明。为了达到文明的目的，不能不采取种种措施，因而边试边改，经过千万次试验，才能得到一些进步。所以人的思想不可偏执，必须气量宽宏。世上一切事物，若不经过试验，就没有进步，即使经过试验而顺利进步，也还不能达到进步的顶峰。但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试验，或者已经失败的东西还要再一次试验，比如纳粹，比如斯大林主义。
9. 如果文明真的达到了顶峰，那时不论什么样的政府，都等于无用的废物，还有什么体制值得选择的呢？所以，只要还有政府，文明就需要进步。
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
这一章有很多真灼之言，道出开启民心的重要性，也道出孔孟之道的问题。
要点：
1. 文明不在几人，在开启众多民智，形成进化舆论。文明不能从个人来论定，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现在虽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称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但若只就两三个人物来评论，西洋也有守旧愚顽的人，亚洲也有智德兼备的英俊之士。然而，说西洋是文明的，亚洲是半开化的，就是因为在西洋，蠢人未能施展其愚顽，而在亚洲，英俊之士不得发挥其智德。其所以不能施展与发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并非由于个人的智愚所致，而是由于受到全国风气束缚的缘故
2.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个人来看，不清楚，总体上看，非常清楚。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那么这个“实”是什么呢？就是个人和个例。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今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作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3. 有了文明的气氛，如鱼得水，文明不到，寸步难行。
4. 对于个人来说，道德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但是，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
5. 战争的胜败，既不在于将帅，也不在于武器，而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6. 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在到达文明的过程中，必各有应尽的职责。这也是本人推荐福泽谕吉的原因，每个个人只能尽力而为，让更多人进入建立文明的大业之中。
7. 古人认为正君之心最紧要，可是我的说法完全相反，我认为国家的要图，首先在于纠正群众舆论的错误。
8. 人由于天赋和教育的不同，其志向自然有高下，志向高的想做高尚的事业，志向低的只想做低微的事情。各人的志向大体上都有一定方向，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大志的未必能成大业，成大业的也未必从童年时代就能预见日后的成功。即使大体上决定了志向，但是他的意图和事业都是随时变化随时进退，进退变化永无穷尽的。因为乘偶然的时机，也有完成大业的。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文明建设。
9. 研究文明的学者，自有观察这个变化的方法。如果根据这个方法去寻求，不但可以知道思想的变化确有一定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的明确，就好像看物体的方圆和读刻板上的文字一样，就是想曲解也曲解不了。
10. 我决不是偏袒管仲苏张，摈斥孔孟，只是慨叹这两位大师不识时务，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不仅被人嘲笑，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求官扶君”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
11. 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12. 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
13. 所谓英雄豪杰的不遇，只是没能适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已。所谓得千载一遇的机会而成其大业的，也不过是恰好适应了时势，使人民得以充分发挥了力量罢了。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既不是四十八位勇士的创业，也不是华盛顿一人的战功。四十八勇士只是把十三州人民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力量具体地表现出来，而华盛顿则把这个力量运用在战场上罢了。所以，美国的独立不是千载一遇的奇迹。即使当时战败，一时未能成功，但还会有四百八十勇士，十个华盛顿出现。
第五章 国民之智德
这一篇对清国的启示是最直接的，必须读。
要点：
1. 智德的力量，虽然不能以度量衡来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却和体力没有两样，它的强弱相差，比体力更悬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
2. 一国的舆论，不是从人的体质中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人的精神。因此，所谓舆论，不是完全由于论者的人数多而有力，而是由于在论者之间所具有的智德分量多，以这个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而成为舆论的。
3. 经过千锤百练好容易才压倒异说于一时的，也就被称作国论或舆论。这就是欧洲各国报纸和讲演会盛行，众口喧嚣的原因。
4. 日本的彼时和清国的此时，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5. 政府的暴力和人民的智力是互相对立的，这个得势，那个就要失权，那个得势，这个就要鸣不平，两者的对比恰如天秤的均衡一般。
6. 若没有后来的开港问题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平衡颠倒过来，使智力获得优势，谁也不能预测。幸而在嘉永年间佩里渡海来到日本，这才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德川政府和各国缔结了条约之后，世人看到政府的措施才知道政府的懦弱无能。
7. 因为攘夷论只不过是革命的开端，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近因。(Unfortuantely or firtunately, we don't have real 攘夷论者， those fenhong people are just opportunists)。总的智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于此，它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复古攘夷的主张为先锋以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所以举事的既不是王室，要打倒的也不是幕府，而是一场智力和专制制度的生死搏斗，掀起这次战争的就是全国总的智力。这在清国应该也是一样，只不过，清国智慧人还不够多，还不够强。
8. 这十之七八的人数，就是所谓的守旧派。这派人智力非常短浅，在分量上远不及占总人数十之二三的改革派。守旧派和改革派在人数上，虽然是七八对二三的比例，但在智力的分量上，比例却是相反的。改革派就是用这种智力的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从而使十分之七八的多数人不得恣其所欲。在目前的情况下，真正的守旧派已经很少，就是在旧士族当中也没有人主张保持禄位了。这与清国不同。
9. 最初策划举事而获得成功，并不是由于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智力战胜了多数人....可以明了事情的成败，不是由于人数多寡，而是由于智力的高下.....尤其在现今日臻文明的人类世界上，接受别人的惠赐酒食而感觉欣悦的人，如果不是饥饿者就是愚民。这也是清国智慧人所不及的。
10. 这些官府的特务究竟能接触到一些什么人听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事无不可对人言，而真正阴谋作乱的人，他的才智自然比特务高明得多，谁肯把机密透露给这些特务呢？所以说，特务之类，只是受金钱驱使，徘徊于市井之间，接触些愚民，听些愚言，再加上自己的臆断揣测而报告主子而已。对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只是消耗他主子的金钱，买来了智者的嘲笑。
11. 政府如果真要了解社会的真情实况，则莫如使出版自由，倾听智者的议论。对著作和报刊加以限制，堵塞智者的言路，只利用特务来探索社会动静的办法，正如把生物密闭起来，断绝空气流通，而从傍窥伺其生死一般。这有多么卑鄙呀！如果想致之于死地，可以打死、烧死。如果认为人民的智慧，对于国家有害，就应该采取秦始皇的办法，既可以禁止全国人读书，也可以活埋全国的读书人。英明如拿破仑者尚不免如此卑劣，而一般政治家的心术，更是令人鄙视！
12 西洋各国的舆论，比其国内每个人的才智更为高超，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行动，是和他本人的才智不相称的。但是如今在美国，大媒体千口一辞，甚至开始封杀反对意见，这就是走到了福泽谕吉所厌恶的情境。
13. 西洋人是倡着与他本人的智慧不相称的高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高明，而东洋人则是说着与他本身的智慧不相称的愚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拙笨。现在如果追究其根源，则不外乎习惯二字。习惯日久就能成为第二天性，不知不觉地就会积习成俗。西洋各国的众议制，也是由于百余年来，世世代代的习惯而变成了风俗的，所以到了今天就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体制。而亚洲各国则不然.
14. 暴虐的政府还特别制订了禁止结党的法律，阻止人民聚议，人民也只抱着但求平安无事的心情，没有勇气争辩结党聚议的区别，一切只知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的事漠不关心，连淘水井彼此都不能进行商量，兴修道路更不必说了。此外，看见路旁倒毙的人便急驰而过，遇见狗屎则绕道而行，都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终日岌岌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这种习惯日久成风，终于形成目前这种状况。
15. 凡是在国内是个淡泊的人，对外也必然淡泊，在国内是个愚钝的人，对外也不能活泼。庶民的愚钝淡泊，虽然对政府的专制有利，但是依靠这种人民来对付外国办外交，则是不可靠的。作为一国的国民，如果对国家大事没有畅论其利弊的气魄，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重视自己荣辱的勇气，则不论谈论任何事情都是无益的。没有这种气魄和勇气，并不是先天的缺欠，而是由于习惯所使然。所以，恢复的途径，也非依靠习惯不可。
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
这一篇比较长，也比较枯燥，但也有些重要的分析，也开始设计如何建设文明。
要点：
1. 德就是道德，西洋叫作“Moral”，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智就是智慧，西洋叫做“intellect“，就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此外，道德和智慧，还各有两种区别。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第三、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叫作私智。第四、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做公智。因此，私智也可以叫做机灵的小智，公智也可以叫做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最关重要的是第四种的大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相反地，偶尔还会有公私相悖互相抵触的情况。
2. 在人们的意识中，虽然不是不知道智德有四种区别，但有时似乎知道，有时又似乎不知道，结局受社会一般风气的束缚，只是重视私德方面。
3. 如果一律地告诉他们说，道德并不是什么可贵的东西，就会使他们发生误解，而理解成道德是下贱的，只有智慧才可贵。甚至还会误解智慧，以致发生抛弃美德而追求奸智的弊端。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毁灭社会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危险，所以对这种人必须反复强调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作为人类的本分，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其流弊也非常可怕。
4. 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摒弃，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
5. 我想古今的识者，并不是不知智德的区别，而只是唯恐发生这种误解，故意避而不谈。然而明知而不谈，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6. 道德是一种不管外界事物如何变化，不顾世人的褒贬，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坚贞不拔地存在于内心的东西。智慧和道德不同。它是和外物相接触，而考虑其利弊，如果这样作不利，则改用另种方法；自己认为便利，而多数人说不便利，就应立刻改变；
7. 私德的功能是狭窄的，智慧的作用是广大的，道德是依靠智慧的作用，而扩大其领域和发扬光大的。
8. 道德不能以有形的事物教人，也不能以有形的事物考察其真伪，只能在无形中感化人。而智慧是却能以有形之物教人，以有形之物证实其真伪，同时又能在无形中感化人
9. 亚当斯密首倡经济学说，并不是独居默坐而一朝豁然而开悟的，而是积年累月研究了有形事物的道理，由一点一滴逐渐形成起来的。纵令达摩大师面壁九十年，也不能发明蒸气机和电报。
10. 社会上的道德家曾这样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而应该首先修积道德然后再谈其他问题。世上如无德教，犹如暗夜无灯，就无从辨别事物的方向。西洋的文明是由于德教的成果，亚洲的半开化和非洲的野蛮也是由于修德的深浅而使然的。德教犹如寒暑，而文明如同寒暑表，前者一有变化，后者立刻起反应，道德增长一分，文明也随着上升一度云云。他们为不德而悲叹，为不善而忧伤，或主张应容纳耶稣教，有主张恢复业已衰微的神道，或主张推广佛教等等，儒家有儒家的说法，国学家又有国学家的论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忧伤焦灼情况，有如水火之即将波及家门，真是狼狈不堪！但是，我有另外的看法，我认为可以抓住事物的极端，但不能以此作为议论的唯一目标。现在如果以不善不德的极端情况作为唯一目标而欲进行挽救的话，这固然也好像是燃眉之急，然而，只是挽救这一方面的缺陷，还不能算做到了一切。这正如人只获得了从手直接到口的食物，还不能说是达到了人类的全部生活一样。如果以事物的极端作为议论的目标，则德教也是不解决问题的。
11. 如果极端地说，从德教上看来，凡是缺乏私德的人，都是坏人，德教的目的似乎只在于减少这种坏人。然而，如果广泛地考察人心的活动，并详细分析所表现的事实，就有理由认为不能单把减少这种坏人的一件事，叫作文明。
12.根据社会一般的舆论，总是认为乡村的风俗纯朴可爱。但是，一谈到文明问题时，则无人不认为城市是文明的，近世是文明进步的。所以，文明与否是不能单纯以坏人的多寡来判断的。同时也可以证明，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
13 若就其对人民思想所起的功效来说，耶稣教也未必永远有力量。例如欧洲的传教士到东洋各岛和其他野蛮地区传教，使当地土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例子，历来已经有不少。然而直到今天，土人依然是旧日的土人，其文明情况根本不能和欧洲相比。。。。
14. 汉学家醉心于孔孟之道，除诵读经书以外也无所作为；皇学家信仰神道，除钻研古书以外也毫无用心；洋学家们迷信耶稣教忘了日新不已的学问，除诵读圣经以外也毫无事事；这些都是“一向宗”之流
15，同是一个耶稣教，古时，为了这个宗教而杀人；而现在，却用这个宗教来救人，这是什么原故呢？除了从人的智愚去寻求原因之外，是别无办法的。
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这一章也很有现实意义
要点：
1. 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即等于分析事物所适应的时间和空间。
2. 天地间没有贯穿一切事物的道理，只能是随着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观察。（不要跟我们说，没有你，我们就活不了）。
3. 历史上的失败者，都是弄错了时间和空间；（比如，如果某人在现代又搞起了过去陈旧的东西，就会步步错误，走向失败。）
4. 如果一个国家文明度不够，既不能以高深的道理来晓论，又不能用长远的利益来开导，为了统一方向和共同保持一个民族的体制，只有一个办法，即利用人们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喜悦的心理，指出当前的祸福灾幸。这就叫作君主的恩威。也是某些人统治的借口。
5. 人民不遵守法律，并非不守法，而是因为没有相当的智慧来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所以需要启蒙。但大多数时候，是统治者不是真正的执法，只是用法律统治人民。人民自然也不想遵守法律了。
6. 人们启蒙之后，既然懂得用人力创造环境的方法、则恐惧天灾的愚昧思想也就逐渐消失，对于一向崇拜的神力也就失去了信仰的一半。所以，智慧前进一步，勇气也增长一分，智慧愈进步，勇气的增长也就越无止境。
7. 既然暴力失去了权威，智力逐渐占据了上风，二者已不再是势均力敌，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旦夕祸福的情形也减少了。
8. 政府保护人民，制裁强暴，扶助弱小，都是其应尽的职责，并非份外的功劳，这无非是符合于社会分工的精神罢了，（不要总让人民感恩，人民养着你，你应当感恩。）。再者，为国君者自修其德，欲以礼乐征伐以示恩威时，人民首先应认识国君为何物，分析其恩威的实质，不应接受的私恩就应予以拒绝，不应恐惧的暴威，就不要恐惧，丝毫不取，丝毫不予，只根据道理为其所当为而已。有智力的人能自己掌握自己，恰如恩威行于自身，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
9. 国君，也是同样的人，不过由于偶然的诞生而登上了王位，或者由于一战功成而跃居政府之上而已。国会议员，本来是经我们选举任用的全国人民的公仆，何必听从这些人的命令而改变自己的道德品行呢！政府是政府，我是我，关于我自己的私事，一点也不容许政府干预！
10. 即使前途是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就是前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以现在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文明相比，也不过是一步之差，学者议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争夺这一步而已。
11. 即使法律日益繁多，法律的形式似乎无情，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法律。相反地，应该愈加把它巩固起来，愈加严格遵守它。就目前的情况而论，促进世界文明的工具，除了法制以外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厌恶事物的外形，而抛弃其实际效能，是智者所不为的。为防止坏人作恶而制定的法律，并不妨碍好人为善。在法律繁多的社会里，好人依然可以毫无限制地为善。
12. 随着民智逐渐发达，世事也逐渐繁多，事务复杂，法制也必随着增多，并且随着民智的进步，破坏法制的方法，自然也日趋奸巧，因而，防范的方法也不得不愈加严密。举例来说，在从前，由政府制定法律以保护人民；而在今天，则是人民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专制，以保护自己 （在有些国家，法律依然是保护政府，而不是保护人民不被政府欺压。）
13. 试看目前西洋各国的情况，由于人民智慧不断进步，气魄也越来越大，好像天地之间，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限制人的思想，人可以自由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得出处理它的办法。对自然界方面，已经探索了它的性质，了解它的作用，并且还发现了很多根据其性质而控制它的规律。对社会方面，也是如此，由于研究了人类的性质和作用，已经逐渐发现它的规律，从而根据其性质和活动，将要逐步地获得控制的办法。其进步情况兹举例如下：法律严密，减少了国内的冤狱；商法明确，使人民感到方便；公司法合理，因而举办大企业者日多；租税法妥恰，减少了私产的损失；兵法精湛（虽是杀人之术）因而减少了战争之祸患；国际公法虽然还不周密，但是多少也起了减少杀戮的作用；国民会议可以限制政府的专权；著述和报刊可以制止强者的暴行；近来听说将在比利时的首都，成立万国公会以谋求全世界的和平等等。这些都是法制的日益周密和实施范围日益扩大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通过法制以实现大德的事业。（但如果有些人破坏这些规则，贿赂掺水，也是问题。）
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
本章简短，一带而过。现代人对西方历史了解更多，也不必强求福泽谕吉在一百多年前说什么。不过，他的阐述凸显了宗教对西方思想产生的重要性。
要点
1. 在罗马灭亡后，似乎耶稣教堂也应随着被摧毁，但事实并非如此。教堂不仅在野蛮环境中安然无恙，而且还要感化这些野蛮民族，力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中来，这种大勇大智是罕有的。因为开导无知的野蛮人，用高尚的道理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教堂规定了许多仪式，以虚饰的外形来迷惑人，在暧昧之中启发了他们的信仰。后世评论这个问题，不免讥为以妄诞之说蛊惑人心。但在当时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也只有耶稣教懂得天理人心之可贵。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宗教，恐怕整个欧洲早就变成了禽兽世界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耶稣教的功德是不算小的，同时耶稣教所以能获得权力，也决不是偶然的。大体上说，当时控制肉体方面的事情，属于一般世俗的武力，而掌握精神方面的事情，则属于教堂的权限，形成了“俗权”和“教权”互相对立的局面。
2. 在其愚昧剽悍之中，自然存在着豪迈慷慨的气魄与独立不羁的精神。这种精神本来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也就是以英雄好汉而自豪的心理，或者是所谓大丈夫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古罗马时代，并不是没有自由之说，耶稣教士也不是没有主张自由的，但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自由，而从未听说有主张个人自由的。主张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个性的风气，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创始的。在后世的欧洲文明中，把这种风气奉为至宝，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重视自由独立，这不能不归功于日耳曼人（自由独立的风气，胚胎于日耳曼的野蛮人）。
3. 在十七世纪，学者的议论中并不是没有自由思想，但他们的见解未免过于狭隘，到十八世纪，其面目才焕然一新。不论宗教、政治学；哲学理论、自然科学等各方面无不蓬勃发展，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经过研究、质疑、分析和试验等等，人们思想豁然开朗，仿佛没有任何阻碍。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阅读：这篇因为是讲日本的，所以非常长，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不用读那么多就知道日本过去为什么羸弱，因为制度不行，学到的都是中国的东西。孔孟之道虽然帮助日本人从蛮族变得有些文化儒雅，但之后就慢慢退化，腐烂透顶。与中国相比，大体相似，唯有几个小小不同：第一，他们有武士，武士稍有些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也许也有一点独立自由的精神。第二，他们有皇族和幕府两个中心，权利和尊严没有完全成为一体，所以稍有点跟谁的选择心思。另外各个藩也相对独立，没有完全大一统。第三，他们没有被外族侵略过，所以保持了一定的民族独立性。第四，他们有神道，不是一味地尊崇皇权。
但总的说来，都是受孔孟之道和佛教教化，人民对权力无限崇拜，权力的迁移无非是左手转到右手，没有区别，没有进步。
所以，日本的问题，没有其它原因，就是因为挨着中国学中国的关系。解决日本问题的方法因此也无它，就是摆脱中国，因此明治初期一些人提出的“兴亚论”是痴人说梦话，靠与中国一起打败欧洲列强那是不可能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才是正道。日本听从了福泽谕吉的建议，进入了现代文明。
是什么促使他们忽然就改变了心态，难说。也许是由于上面提到的不同，但更可能就是毅力。人如果没有毅力，就会被惰性拉回到原处。惰性就是懒惰，也是只看眼前的，自己的利益。有些国家，就非常懒惰，怎么也不想改变自己，接纳先进文明。
要点：
1.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任何权力，绝不可能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缺陷。
2. 不自由等等问题，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只存在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细节。所以，追求自由，不是仅让人民和政府达成协议就好，而是要在每一处改变。“如果不是这样，把弄权的根源归之于政府，那么，人们只在作官期间才患这种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难道就没有这种症状么？这是说不通的。”“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
3. 政府虽有变革交替，但国内局势从不改变，权力永远偏重于一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好像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关系。不论有形的膂力或无形的德智，以及学问、宗教等都操在统治者手里，而这些人狼狈为奸，争权竞势，因此，财富集中在他们中间，才智集中在他们中间，荣辱和廉耻也集中在他们中间。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人民，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完全属于这群统治者，至于被统治者则从来漫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冷眼旁观而已。（如果这样说，中国还好些，就是有科举制度。被统治者还有点机会成为统治者。当然读书人基本也的是乡绅，穷苦人家的机会不大。）
4. 在民间偶尔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发挥其才德，从而不得不自动地摆脱其原来地位而进入上层集团。所以，古今来有不少昨天还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贵为将相的例子。乍看起来，好像上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其实，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地一样，从他本身来说，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所以，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干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精辟）
5，宗教是支配人类心灵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控制，丝毫不仰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但是，在我们日本则不然。虽然有人说我国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但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在古代有过这种学说，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里去，几百年来，从未显露过它的本色。总之，自古以来，构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个佛教。但是，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到统治者的一边，并依靠了他们的力量。日本自古以来虽有宗教，但没听说有过独立的教权。自古以来所有日本国内的大寺院，不是天子、皇后的祈祷之所，就是将军、执政者们所建立的；总之，都是御用的寺院。寺院门前不但立着下马牌，僧侣出门时，还前呼后拥，净街开道，有的甚至比封建诸侯还要威风。然而，如果考察一下这种威风的根源，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宗教的威风，而是假借政府的威风，无非是属俗权中的一部分而已。佛教虽盛，但是完全被收罗在政权之下，普照十方世界的，不是佛光，而是政权的威力。所以，寺院没有独立自主的教权，归依佛教的人没有信教的诚心，也不足为奇了。这里有一证据，自古以来，日本几乎没有因为宗教而引起战争一事，就可以说明日本的信教者是如何懦弱了。信仰宗教的具体表现诚心归依的，只有一些无知无学的村妪野夫的流泪哭泣而已。从这种情形来看，佛法只是文盲世界里的一种工具，只能用于安慰最愚昧的人们的心而已。此外，无任何功用也无任何势力。从这些情形看来，不仅僧侣是政府的奴隶，也可以说日本全国根本就没有宗教（无宗教权）。
6. 儒家根本不知道笼外还有人间世界，也不懂得怎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只知道依附当代的权贵，甚至唾面自干而不以为耻。在德川时代，学者一旦得志就是政府和各诸侯的儒官。在名义上虽称为儒官，其实只是给他们一个穿官衣的身分，并不尊重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工具使用，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而且助长专制）。儒学和佛教对于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万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世的人，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儒学和宗教不同，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种学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变通改进，这岂不是憾事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
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
阅读：这篇也是很长，读起来有些费力。讲的东西主要是明治初期日本的情况，虽然开始对外开放，但洋人趾高气扬，有点像中国从前上海租地的状况。因此虽然人民生活在改善，但独立性却成问题。因此福泽谕吉问的是如何保持自己国家独立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提高文明，而认为复辟论，宗教论，儒教论都不是解决之道。既然中国已经远远离开上海租地那时的状况，似乎这对吾人没有什么启迪，其实不然，我国的问题还是人民没有独立性。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有类似情况，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但没有人如福泽谕吉那样考虑问题，因此没有人提出增进文明的看法，因此改革开放难以坚持，其它想法反而成为主流。
要点：
1. 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在从前闭关自守时代，日本人还不知道有西洋各国，然而，现在已经知道有西洋国家，并且也知道了他们的文明情况。同他们的文明相比，知道彼此之间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也知道我们的文明远不及他们，并知道落后的要被先进的压制的道理。
2. 日本文明和外国文明互相对比起来，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于外国，就是人民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
3. 在改革开放之时，有很多抱怨人人向钱看，道德沦落，但再坏，难道比改革开放之前更坏吗？难道应该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吗？这种抱怨不正是为那些想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提供了民意基础吗？改变这种道德沦落的方法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要更加开放，更多改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此可见，文明观不强的国民很容易发生迷惑，很容易被人利用， 很容易把好不容易到手的好东西扔掉。
4，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尊奉王室当然是应尽的义务，但人民和王室之间，仅仅存在政治上的关系而已，至于感情，决不是骤然之间所能建立起来的，如果勉强建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来，反而会使社会上产生更多的伪君子，使人情更加浇薄。所以说，皇学家们的国体论，在今天是不能维系人心的，也不能使人民的品格趋于高尚。假惺惺的表忠心的要求，造成无穷多的伪君子，使人情更加肤浅。人民品格不仅不高尚，反而更低下。告密，表忠心，还不如一切往钱看。
5. 杀人和争利虽然为宗教所反对，难免要被认为是教敌，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这一点是短期利益，也许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原因。贸易和宗教都重要，要双管齐下。）
6. 主张把宗教推广到政治上，以此建立国家独立基础的学说，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宗教只是关系到个人的私德，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宗教能够维系人心，但对团结人民共同保卫国家，决不会起大的作用。如果从大体上把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况和宗教的精神加以比较，那末，宗教就过于宏大，过于善美，过于高超，过于公平；而各国对立的情况，则过于狭隘，过于卑劣，过于浅见，过于偏颇，此两者是结合不起来的。（宗教的作用，其实不是这些，而是创造自由贸易，自由言论的氛围。没有宗教，对个人来说，人心浅薄，做事没有信用，对国家来说，很容易被独裁者带上专制的道路。谈何贸易？）
7. 另有一种汉学家，见解稍广，虽不像皇学派那样专靠思古之情，但他们的主张仍不外乎是以礼乐征伐来统御人民，企图以情感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维系民心，这也决不适合现代的情况。如果这个学说得到实现，则社会上只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私，反而使人们越发陷于卑屈，还是不能提高一般的品格。
8. 如上所论，目前我国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人民并不感觉有困难，好像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十分舒适似的。对此，有志之士深以为忧，皇学家即主张国体论，洋学家则主张推行耶稣教，汉学家则主张实行尧舜之道，莫不致力于维系人心统一思想趋向，以保卫我国的独立，但是这些主张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收到成效，同时相信以后也不会收到成效，这怎不令人慨叹！因此，我不能不谈谈生平所见。凡是讨论事物，首先要弄清事物的名义和性质，然后才能找到处理的方法。譬如防火，首先要了解火的性质，懂得了以水可以灭火的道理，然后才能得出防火的方法。（这种态度，非常赞同，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没有人做的，也是失败的原因。）
9. 现在说我国处境困难，究竟困难是指什么呢？日本依然是原来的日本，毫无变化，并没有可忧虑的地方，甚至与过去情况相比，在某些地方还有所改善和进步。然而，所谓我国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更加困难更加值得忧虑，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忧虑的是哪些问题呢？假如日本还是原封未动的日本的话，就应该心安理得了，既然人们特别感到忧虑，这就证明一定是发生了新的令人忧虑的病症。社会上有识之士所忧虑的，也肯定是这个病症，我虽不知有识之士如何称呼它，但我则称它为对外关系。(我们的问题是对内对外都有，而且是一致的，因为没有解决，内外都会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