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福泽谕吉的对比

曾国藩和福泽谕吉的区别,就是中日的区别。

这样说稍有不公,因为曾国藩生于1811年,死于1872年,而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死于1901年,因此,福泽谕吉能碰到的西方思想,曾国藩不能在更年轻的时候碰到,因此可能也不能强求曾国藩和福泽谕吉有类似的思想。但是李鸿章生于1823年,思想与曾国藩肯定是更接近。就是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也和曾国藩没啥区别,与福泽谕吉天壤之别,所以其实没啥不公。

那么我们就看看他们有何不同。

曾国藩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他要做圣人,也算做到了。我们来温习一下。

话说曾国藩到了翰林院,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塾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

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

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第。人人都以落第为耻,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闻得清清楚楚。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等等,等等,这个故事可以扯的很长,陈词滥调,中国人家喻户晓,每个人都经常拿出来说说,显得自己很有学问,有圣贤之心。

那我们看看福泽谕吉怎么说。

福泽谕吉的老爹是儒学家,他自己呢?“起初也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1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

但其后,由于世态变化,他开始学习兰学,即荷兰的东西。并成立学堂教兰学。然后,放弃荷兰语,专教英语,把兰学塾改变成英学塾。

通过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运动。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这就是庆应大学的前身。

我们先看看福泽谕吉对圣人的看法。

“(孔孟)把人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而不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把他们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我认为也有很大弊病。”

以上这段话摘自《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2016,商务印书馆,第56页。

显然福泽谕吉是不想当这种圣人的,至于这本《文明论概略》,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反面。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福泽谕吉说的正相反:他的思路就是提高民智。文明进步靠人民,不靠个别英雄圣人;最重要最优先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的文明问题,其次是政治制度,最后才是铁路、洋房、军器。也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文明才是最重要的,是要拿来的,为体的,西方的技术倒是次要的,是为用的。”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全面西化吗?是也不是。什么都学西方当然是全面西化,但日本人西化了吗?你去日本看一看,比中国还东方,你又怎么能说这是全盘西化?

其次,福泽谕吉的这本文明论强调的是“群体精神文明论”。其最重要的价值,是摒弃了所谓个人做圣人这样的理念。进步是群体文明的进步。尤其是精神的进步,他倡导的是学习看不见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复古,也就是把做圣人、提高个人道德作为复兴的方法。文明的精神是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精神水平是关键,而非个别英雄人物。他说,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孔孟之所以不被重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不能任用他们的原因,这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不用孔孟,是时代的趋势而已。

福泽谕吉的思想反对孔孟之道的身份制度。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没有独立精神的社会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推崇。在《劝学篇》中还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著名著作《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伟大人物,是各国不同文化的产物。但不能脱旧出新,不能启蒙民众,甚至用似是而非的思想误导民众,也是害人。曾国藩就是害人的圣人。福泽谕吉就是人民的造福者。按我微友宁平的话说:中国历代尊儒行法,浅尝者愚,深信者顽,深究者伪,至今仍然如此。曾国藩和福泽谕吉这两人的思想对比凸显其差异、效果和对国家人民民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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