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城市，让我感觉最深的并不是它们的名胜古迹，而是那些三四层高的，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般民宅。它们高大厚实，随处可见，和中国城市里改革开放之前比比皆是，至今还还存在不少的低矮单薄的平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我知道欧洲平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享有的富足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叶，仍然离中国人相当的遥远。

这首先可以归咎于欧洲君王的大度和中国皇帝的小气。欧洲君王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宫殿和庄园，但也不介意其臣民过上富足敦实的日子。中国的皇帝则不然，不论自己过得多美，对其臣民的好日子都分外眼红。即使是富庶的江浙一带，民宅也是非常的保守，因为太招摇很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再比如，英王的猎场在十八、十九世纪就已成为公园，而老佛爷的园子却只能自个儿享用。

中西官民生活之所以如此不同，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人态度的差异。中国的皇帝或者当官的，都觉得自己才是人，别人不是。这种只有当上人上人才是人的观念，造成“苟富贵，必相忘”。不忘的也只有自己的亲朋，绝非那些和自己从前一样的穷苦人。这样的境界，一直无法得以超越。朝代更换、周而复始，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有了变化。那一年邓小平说：你是人，你有改善你生活条件的愿望，我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我允许你去致富。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化。它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深远的影响。三十多年间，那永不停歇的建筑工地，告诉人们人类改善自身生活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只要给他们靠劳动致富的自由，他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境遇。

这道理虽然简单，但中国的传统思想并不认同。孔子经常在教诲中把富足与道德对立起来，不厌其烦的讲述贫富和礼仪的关系。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话虽然动听，但二者有那么矛盾吗？富裕真的就一定导致道德败坏？贫穷就总是道德高尚？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把人的境界提的太高，最后达到的无非就是把一些人当人，其他人不当人的作用。所谓“学而优则仕”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学好了当官才是人，否则不是人。而实际上，每个人都应该有最基本的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不被侵犯，以及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每一次农民起义，要求的都是“均贫富”，但是人民依然穷困，社会依然贫富不均。这是必然的，如果不给人民基本的追求财富的自由，就只能让他们贫困，一些有权利的人相对富裕。

现代文明的根基，就在于承认这样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和权利。一个人从生下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改善他自身的生活条件，直到他进入坟墓为止。而给他以足够的自由，让他释放出他的能量，实现他的愿望，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这样的文明，就是现代文明。任何阻挠这种愿望实现的社会和文明就是落后的和野蛮的。

一七六二年左右，也就是蒸汽机和大机器开始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时候，亚当斯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考大学对学生们说：富足与自由，是一个人所能享有的两大幸事。他的这句话来得绝非容易，因为在他之前不论是古希腊的哲人还是宗教的权威都认为，人如果要成为真正的人，就要摆脱物质生活的束缚。人如果被物质生活所束缚，哪有自由可言？

这样的想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同。诚然，智者会认识到，单单富足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幸福。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剥夺他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权利，就是剥夺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

古希腊的哲人和宗教的权威所推崇的是一种在道德名义下的特权经济，它是一种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芸芸众生的枷锁。这种“道德经济”旨在给各种产品都定下一个道德价格，其结果是有人有特权来定价格，这种人就是特权阶层。少数人能规定一个人可以有多少财产，否则就是不道德。只有有权利定价定财产水平的人是人，其他人不是人。人在对商品定价、对积累多少财富没有发言权的话，何谈自由？

启蒙运动以人性的自由取代了中世纪的神性道德观和强人的垄断权力，强调了人拥有的神赋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和其他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是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价格由市场上不同人的需求来决定。就象牛顿定律所决定的，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使它在一个平衡点上停留下来。如果大家都不同意这个价格，价格就会被调整，直到有人同意，买卖成交。同样，有能力有意愿的人通过劳动积累财富，造福国家，造福于民。也就是说，在没有道德干预市场经济下，多数人得到了自由。

道德经济在后世有很多改头换面的形式。不甘心失败，比如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计划经济，它以道德的名义让人民接受贫穷，实际上少数人却在享受权力给他们带来的相对富足的生活。人民被这少数人所定的计划价格牵着走，失去了最基本的权利，失去了积累财富的自由，其实就不是真正的人。

道德经济实施的那段日子，是最黑暗的时期。人那种要改善自身命运，追求富足生活的最基本愿望遭到了最直接的压制。

而如果让人要改善自身命运这种原始的愿望得以发挥的话，每个人要做的必然是交换，而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商业社会。而且，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就必然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社会总的财富也能够得以增加。如果人不能改变自身命运的话，这社会哪里会有动力去创造财富呢？

任何政客，只要他的政策有害于人们这种最根本愿望的实现，那就是道德经济的翻版，到头来人失去的不仅是富足的生活，也失去个人的自由。

在道德社会里，英雄是有权势的人，可能是军人、革命者，即领导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的人。 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在商业社会里，英雄就是实现自身愿望，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人，比如企业家，创业者。

商业社会也会摔跟头，因为市场机制总不会是完全透明，有自己的内在周期，有欺诈和贪婪，有危机。但很多时候，危机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有道德经济的黑手插入。比如，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第一个黑手并不是如人们认为的资本家或华尔街，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直接原因是两党政客，他们为了选举，都在推销一个不合经济规律的美国梦：每个人，不论是否有能力，都应当拥有自己的房子，不能因为他们没有首付就不卖给他们房子。金融监管于是在这样的气候下也松懈。但是当发生危机的时候，道德经济就会站出来指责市场经济，试图制定道德价格。

相对来说，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是其历史上真正的盛世年华，因为它的人民能够名正言顺的为改善其自身命运而工作。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然而这离亚当斯密所谈的富足和自由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成为现代人。

二零零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