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人如何影响中日两百年

苏格兰位于英国的北部,占英伦主岛的三分之一。在一七零七年并入英格兰而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之前,苏格兰是一个独立王国。

一八四五年,清人叶子佩制作了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的《万国大地全图》[1],成为现存最早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北京位于世界的中心,日本是天朝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岛,而苏格兰则只能用天涯海角蛮荒之地来形容。如此看来,两个世纪前在与苏格兰人刚刚接触的时候,清朝完全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也就不那么奇怪了。然而,正是不起眼的苏格兰人,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大英帝国的拳手,给大清国沉重的一击,使中国人蒙受百年之辱。

与清朝不同的是,日本人和苏格兰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却一见如故[2],相交甚欢。日本人虚心地向苏格兰人学习,苏格兰人则帮助日本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军队、工业、医院及大学。两国之间的这段浪漫史,还演绎出如歌剧“蝴蝶夫人”流芳后世的故事[3]。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个故事真正的男主人公,不是美国大兵,而是有“明治维新祖父”、“苏格兰武士”之称的苏格兰人格洛弗。

在这期间,被包括苏格兰人在内的西方击倒的中国曾经两次试图站起来,一次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另一次是二十世纪初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但是,日本凭借着主要由苏格兰人帮助建立起来的海军,先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让在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来又靠着苏格兰人帮助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及军队侵略中国,打断了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进程。日本继承了苏格兰人的角色,两记重拳,再次击倒中国打倒。就这样,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日本这两个太平洋国家的命运,竟然都密切地与万里之外、北大西洋上的苏格兰人相关。

首先,让我们看看人类文明史中的苏格兰巨人:

一七三九年,大卫休谟出版哲学巨著《人性论》。休谟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巨人,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康德,达尔文,罗素,哈耶克,卡尔波普和爱因斯坦。他们在日后都谈到过苏格兰人的思想对他们的影响。

一七七五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瓦特蒸汽机,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

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开创了现代经济学,首次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八六四年,物理学大师麦克斯韦提出了描述电磁场性质和运动规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为人类电气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八七六年,出生于爱丁堡的亚历山大贝尔,在美国发明电话。

一九二八年,亚历山大佛兰芒(Fleming)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物抗体青霉素,这是人类在过去一千年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这只是一份很不完全的名单。即使如此, 它涵盖到的哲学、经济学、物理学、医学、及重大实用技术,每一项都与人类现代文明息息相关。 一个至今也只有区区五百万人口[4]的苏格兰,竟能产生这么多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真可谓“人杰地灵”,不能不让人惊叹。

其次,让我们再看看与中国打过交道的苏格兰人。

一七九三年,苏格兰后裔麦卡利(Macartney)率领英国使团到热河拜见乾隆皇帝,希望与清朝通商,由于他拒绝跪拜乾隆而无功而返。

一八二八年,爱丁堡大学毕业生嘉丁(William Jardine)和马修森( James Matheson)创立怡和公司(Jardine and Matheson),向中国贩卖印度生产的鸦片,谋取暴利。怡和公司后来曾一度是远东最大的公司,在亚太地区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一八三四年,苏格兰人纳匹尔勋爵(Lord Napier)作为英国商务特使来到中国, 他的遭遇竟还不如麦卡利。依清朝当时的规矩,外国人只能与红顶商人联络,所以纳匹尔连见广东巡抚的机会都没有。迫不得已,他只好驾船闯关去广州,却被清朝官兵不知用什么土办法围困在珠江上,后染病死在澳门。广东官员据此向朝廷报功,清廷上下认为打败洋鬼子不成问题,令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

在这种情况下,嘉丁回到伦敦,游说议会向中国开战,并策划建造复仇女神号战舰(Nemesis)。蒸汽机驱动的复仇女神号,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所向无敌的铁舰,由苏格兰人莱尔德(John Laird)在利物浦督造。复仇女神号长184英尺,由两个60马力的蒸汽机驱动,配备两座32磅的巨型大炮、五座6磅的小炮、及一个康格瑞弗(Congreve)火箭发射器。

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复仇女神号一直打到南京。后面的故事,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了。

再次,让我们看看与日本打交道的苏格兰人。

一八四八年,一个苏格兰人与印地安人的后裔,美国人麦当劳(Renald MacDonald)来到日本。他认为自己的印地安祖先来自日本,一心要到日本看看。当时日本和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国人登陆是要被杀头的。麦当劳只好说服船长,佯装出了事故,漂流上岸。他上岸后,被送到日本当时同外界交往的唯一口岸长崎,等待美国船只的到来。

麦当劳在长崎停留了十个月,一边等待美国船只,一边教授英语。 森山荣之助(Moriyama Einosuke)是他教的学生之一。

一八五三年,另一个苏格兰后裔美国人佩里将军(Matthew Calbraith Perry)奉命率领美国”黑船”来到日本,停靠于横须贺市附近。佩里递交了要求通商的国书,并警告说次年会再来听取答复。一八五四年佩里再来的时候,与日本签定了日美神奈川条约(Convention of Kanagawa),日方首席翻译即为麦当劳的学生森山荣之助。

而下面要谈的这个被人成为“明治维新祖父”的苏格兰人格洛弗(Thomas Glover)又是谁呢?

一八三八年,格洛弗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

一八五九年,格洛弗受怡和公司的聘用,途径上海,到长崎工作。

一八六一年,格洛弗独创贸易公司,往返于上海和长崎之间,买卖茶叶、丝绸、军火及鸦片。两年后,格洛弗在长崎港南山为自己建造了称为一棵松(Ipponmatsu)的住宅,那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建筑。现在,一棵松即格洛弗花园,每年来参观的游客多达两百万。

一八六一年,格洛弗和他的英国朋友们在夜色之中“走私”送日本有名的“长州五杰”:伊藤博文,山尾佣三,井上胜,井上馨,和远藤谨助去英国留学。伊藤博文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另外四人也非等闲之辈。井上馨是明治时期的金融、外交大臣,参与签订日朝合约;山尾佣三创建了帝国大学工学院、美术学院等等;远藤谨助建立了造币厂;而井上胜则是日本铁路之父。山尾佣三在苏格兰时,结识了爱丁堡大学的学生戴尔(Henry Dyer), 后来当他任日本文教大臣时,聘请二十多岁的戴尔出任帝国大学工学院院长,戴尔因此奠定了日本的工学教育。日本学生的毕业歌,是日本词的苏格兰老歌“老朋友怎能忘记掉,过去的好时光…”,据说就是根据山尾佣三的要求而来的。历史上的这一幕对日本人至关重要,影响深远,日本人至今念念不忘,将长州五杰的故事拍上电影,今年上映。

一八六五年,格洛弗又一次“走私”,偷送以五代友厚为首的”萨摩十五”去英国留学。五代友厚后来成为日本外交家,并创办了大阪股票交易所。同一年,格洛弗为日本引进了铁路,尽管这条铁路只能用来娱乐表演。

一八六八年,格洛弗在日本建造了第一个船坞。

一八六九年,格洛弗从苏格兰的阿伯丁(Aberdeen)为熊本番订购了铁船”龙驤”,该船成为日本海军早期的旗舰。五年后,“龙驤”领军参与了历史上所谓的“台湾出兵”,这是日本探试清廷对台湾的态度及底线之举。

一八七零年,格洛弗参与管理日本最早的现代化煤矿。

一八七五年,格洛弗创办了一个船厂,成为“三菱重工”的前身。

一九零七年,格洛弗参与创办的酒厂,后来成为”麒麟啤酒”。知道了这一点,你在喝“午后红茶”和“一番搾”时,该别有一番滋味了!

格洛弗美化版本的爱情和婚姻史是这样的[5]:他和伊藤博文经常出入风月场所,与艺伎真纪(Kaga Maki)相好。真纪发现自己怀孕后,不辞而别,回到乡下老家思考如何处理此事,而当时格洛弗则因为订购“龍驤”,回苏格兰去了。真纪到格洛弗的住处找他,没料到替他打扫房间的艺伎鹤(Yamamura Tsuru)告诉她,说格洛弗不会再回日本了。于是,真纪痛苦地回到乡下,一个人抚养着孩子。格洛弗从苏格兰回来后,无法找到真纪,便与鹤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几年之后,格洛弗在市场上偶遇真纪,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混血的儿子。格洛弗要贫困的真纪把孩子送给他来抚养,真纪于是让格洛弗在某一天来把儿子领走。格洛弗来后,却只见到儿子。真纪离开家跳河自尽,后被人救起,出家度过余生。


格洛弗对于近代日本的贡献之巨无法估量,日本天皇颁给他旭日勋章作为嘉奖,他是第一个得到这种殊荣的外国人。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格洛弗的餐桌[6]。

格洛弗在长崎市南山手町的住宅,现在被成为格洛弗花园。从前在厅子里,陈列着一张圆形餐桌。这张餐桌为什么特殊呢? 因为它是用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的驾驶舵盘改装而成的。那么,定远的舵盘怎么会成为格洛弗的餐桌呢?

原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日军占领了威海,登上定远号拍照,取走了舵盘。日本联合舰队总指挥,在萨摩番出生的伊东祐亨中將把舵盘送给格洛弗,以表达对格洛弗的敬意。格洛弗在舵盘下裝上三足底座,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旋转餐桌。

舵心外沿有齐藤实1934年的题词:”鵬程萬里由之安,昭和甲戌秋,題長崎市倉場氏所有故清國軍艦定遠號舵機”。齐藤实曾任海军大臣、首相、內务大臣,倉場即格洛弗。


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同样向西方学习,为什么日本成了中国却不成等等,我这里就不说了,因为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或许,二百年后的中国终于学成了。果真如此,二百年间的屈辱也总算有个了结。

上面的内容是二零零七年八月写的。而在2018年三月末,我来到了长崎。我站在这个满是绿树和鲜花的山顶,看着对面忙碌的船坞,感觉人生无非是偶然地了解到一些人和事,然后,又为了这些偶然,见到一些新的人,新的事和新的地方。

当然,人们常说,偶然中有必然,是缘分,这个就说不清了,反正,我觉得,我的人生轨迹,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但是因为偶然,就成了现在这个样。比如,很多年前,我偶然去了普林斯顿,在那,我知道普林斯顿是苏格兰长老派(Presbyterian)基督徒建立的,于是开始关注苏格兰的人和事。关注研究了之后,我写了《普林斯顿和美国的立国精神》,《亚当斯 密和大卫休谟》,《启蒙时代》等文章。继续研究让我对鸦片战争,对香港,对明治维新,都

历史,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1]杨守勇。“清代曾绘世界地图,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7月30日第二版。

[2]萨摩、长州番与英国曾有过短暂的冲突,但很快意识到不是英国的对手,立即与其结盟。

[3]据说,普西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是以格洛弗为原型的。

[4] 2001年的人口统计数值。

[5]阿兰"斯班瑟(Alan Spence),《纯净之地》(The Pure Land),2006。

[6]本节的内容参照了左永业,“甲午旗舰定远号图说”,日本研究(台北),第402期,1998年6月。